2006年9月28日，重庆市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《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重庆农民工日的决定》，《决定》规定：每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为重庆农民工日，决定自通过之日生效。这就意味着，去年11月4日，是首个重庆农民工日。

　　中国的农民工，是被叙述的大多数，这一群体是叙述中的“他者”。在政府文书中，这一群体常常被当作城市经济发展的工具来叙述，在学者研究中，这一群体常常成为研究者笔下的数字与硬邦邦的材料。这样一种被遮蔽的歧视，难道还要用一个农民工日来继续强化吗?那些提议者和为之叫好的人，先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农民工的情感问题，大家重视了吗?

　　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变化像婚姻的变化这样——如此贴近人们的生活实际，牵动人们的切身利益，拨动人们的情感生活。作为城市的新生群体，民工的婚恋生活出现的一系列变化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，也是社会发展和变化的折射和缩影。

　　国庆长假对很多民工来说可能只有两三天的假期，和春节一样，这短短几天的休假是他们回家探亲、交友、恋爱的黄金时期。每到这时，许多未婚农村青年都要被父母召回老家相亲，邻居、亲戚，还有活跃在农村的红娘，轮番登门牵线，有时一个未婚青年一天要相几次亲，有些同村的男女青年本来就认识，现在红线相牵，只要彼此看着顺眼，关系便很快确定下来，随后就忙着送彩礼、定亲。一番热闹之后，假期也结束了，大家又匆忙各奔东西，回到原来的打工城市。其间，只能用电话联络感情，有时半年也难见上一面。

　　在上海某大型服装厂打工的江西人刘全文就是2005年春节回家时，经人介绍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郁雪梅。当时，郁雪梅在广州一家服装厂打工。2006年,两人回老家举行了婚礼，随后郁雪梅跟刘全文来到上海打工。现在，他们的儿子已经一岁多，留在老家由爷爷奶奶抚养，夫妻俩两三天往老家打一次电话听听儿子的声音，一家三口最近一次团聚是今年春节。

　　像刘全文夫妇一样，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外出务工，民工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新生群体。外出务工的男女青年，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，视野的开阔，对未来、对婚恋重新有了认识，无论是择偶标准、结婚动机，还是性爱观、生育观，都在悄然发生变化，更加注重追求情感的和谐与幸福美满。与此同时，他们的婚姻生活方式也在变迁，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。

　　夫妻打工 老人孩子留守

　　拥有城市和农村两个家庭

　　像刘全文夫妇一样，不少出门打工的民工实际上拥有两个家庭，一个是夫妻两人在打工的城市里暂住的家，我们称之为副家庭，还有一个就是子女和老人留守的农村老家，我们称之为主家庭。心顾两头难两全，在亲情和金钱之间取舍就成了很多民工无奈的选择。

　　刘全文在上海打工10多年，村里90%的年轻人都和他一样在外谋生。谈恋爱的时候，他和郁雪梅牛郎织女般一个在金华，一个在广州。结婚后，郁雪梅认为夫唱妇随的生活有利于婚姻稳定，于是放弃广州的工作来到金华。因为有技术，她很顺利地在刘全文工作的服装厂里当上了样衣工。经过几年的努力，刘全文现在当上了裁剪车间的小组长，两个人一年的收入合在一起有四万多元。

　　稳定的收入和生活的改观使他们尝到了劳动的甜美，夫妻俩最大的牵挂就是儿子。虽然三天两头往老家打电话，一岁多的儿子除了在电话里叫爸爸妈妈，亲子之间无法有更多的交流，夫妻俩的思念之情也难以得到满足。而让郁雪梅担忧的是，因为接触太少，儿子和他们不亲近。儿子出生后，基本上都由奶奶带，夫妻俩一年中也就春节回家和儿子一起待上20多天。白天还好，儿子开心地和爸爸妈妈玩，但一到晚上，儿子就只认他奶奶，死活不肯跟郁雪梅一起睡。一说起这些，郁雪梅眼圈就红了：“但愿儿子长大了，懂事了，会和我们亲近些。”

　　两人也曾矛盾和犹豫过，想不打工，回去一家人厮守在一起。但是，两人都还年轻，又有技术，回老家找不到相应的工作。在家里种田靠天吃饭，远不如打工挣的钱多，为了钱，他们暂时离不开金华，也离不开打工生活。刘全文盼望：“等经济条件好了再回老家，让孩子上好学校。那时候，说不定也有能力在金华安家，但现在这些都还不敢想。”

　　与刘全文在同一家厂打工的李良明也是江西人，今年32岁的他有个9岁的儿子，上个月，他把怀孕8个月的老婆送回老家。李良明20岁出来打工，做过苦力，干过小买卖，开过摩的。他和老婆在金华已经待了7年，让李良明夫妇最操心的同样是儿子。李良明说，儿子很野，不肯读书。孩子的奶奶是文盲，爷爷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，根本管不住孙子。因为成绩跟不上，李良明的儿子一年级就读了两年。平常在电话里，儿子爸爸妈妈叫得很亲热，讲起吃的、玩的话很多，但一问到学习就挂电话。春节回家，儿子就像见到陌生人一样，连爸爸妈妈都不肯叫了，倒是与爷爷奶奶、大伯更亲。前年春节，李良明回家探亲，为了哄儿子高兴，他许诺假期结束后带儿子一起到上海。儿子当了真，李良明夫妇回金华那天，儿子拉着爸爸的包哭着要跟来。“那天，真的像生离死别一样，儿子哭得趴在地上，还抓住我的包不放，老婆也哭个不停。我一时冲动，拿起棍子打了孩子一下。”这是李良明唯一一次打儿子，说起来，他仍后悔得不得了。

　　为了孩子，李良明老婆这次回家生产后，打算安心在家带孩子，几年内不出来打工了。不过，这样一来，夫妻两个就等于分居了，说到感情问题，李良明倒很自信：“三四十岁确实是感情容易出危险的年龄，但我觉得能把握好，我了解老婆，对她很放心。”

　　长期分居导致情感隔阂

　　婚外情等问题婚姻增多

　　外出打工的夫妻最渴望能在同一个城市或单位工作，然而这谈何容易。那些经介绍相爱结婚的年轻人，有的原先不在同一个城市打工，经过多年打拼，双方已成为熟练的技术工人，有着可观的收入和良好的人际关系。如果换一个新地方，人生地不熟，意味着难以找到适合的工作，也意味着收入的减少。但夫妻长期分居两地，因情感与生理需要而引发婚外情、非法同居，最后导致婚姻危机的事件屡见不鲜。

　　江西的潘某结婚后带老婆来上海打工，潘某在一家企业当机械工，老婆则在一家工艺品厂上班。两人工作的工厂相隔较远，各自的工作都要三班倒，工资也是计件核算，他们平时都住在各自单位的集体宿舍里，两人只有周末才能见面，借老乡租住的房子团聚。两人有个7岁的儿子寄养在老家。去年春节后，潘某因为厂里活多，半个月没和老婆见面。等他空下来去老婆厂里接她，别人告诉他老婆已经辞职10多天了。潘某一打听才知道，厂里人都知道他老婆与厂里的另一个外地人关系亲密，两人一同辞职的，可能私奔了。其后的半年里，有人说在广州看到过他老婆，也有人说在宁波看到过他老婆。为了找到老婆，潘某在上海的街上到处贴寻人启事，还到过广州和宁波。他给“情感热线”打电话时说，老婆失踪，他一是怕老婆上当受骗被人拐走;二是自尊心受不了，觉得自己没用，特别是每次给儿子打电话，儿子要听妈妈的声音，他都无法交代。而性的压抑，更让潘某犹如困兽般苦不堪言，他说，每当周末，看到别的夫妻亲亲热热，他就感到自己快要疯了。

　　程某从贵州来上海打工多年，老婆则在老家务农带孩子。去年，他与同厂的一个未婚打工女子擦出感情的火花，两人租房同居，过起了夫妻般的生活。今年夏天，程某的老婆带放假的孩子来上海住，与他同居的女子要求他离婚，他老婆发现丈夫的婚外情后闹得死去活来，最后要程某拿出10万元才同意离婚。程某拿不出这么多钱，真的离婚对老家的父母也难交代，夹在两个女人中间，程某慌了手脚。

　　像潘某和程某这样，由于夫妻分居导致婚外情和婚姻责任的缺失，已经成为民工婚姻障碍和离婚率升高的原因之一。两年来，“情感热线”接到民工的咨询电话近200个，大多数民工来求助都是为婚姻情感问题所困。

　　休闲时间少 交际圈窄

　　大龄民工小伙子择偶难

　　安徽小伙子小黄23岁，但在他老家，很多像他这个年龄的小伙子都已经当爸爸了。小黄家经济条件不好，他又性格内向，看到女孩子都会脸红，家里人给他介绍了好几个对象都不成功。为了逃避压力，去年，小黄来到上海。

　　小黄打工的企业清一色是男性，少数几个女性小黄一是不敢和她们搭话，二来上班时间也没机会交流。晚上下了班，小黄除了待在宿舍里，就是上网吧。去年10月1日前几天，小黄在网上认识了一个重庆的女网友，自称是女大学生。两人聊得甚欢，女网友还邀请小黄到重庆玩。10月1日，小黄怀揣打工挣来的5000元钱前往重庆，热情的女网友请小黄吃饭，好言好语中，小黄喝了不少酒。饭后，女网友陪小黄到宾馆开了房间，小黄迷迷糊糊就睡着了。等他一觉醒来，女网友没了踪影，一摸身上，手机没了，5000元钱也不翼而飞。身无分文的小黄最后扒火车回到上海，饿了整整四天。自此以后，小黄更加害怕与女人说话了，而让他烦恼的是，老家不知情的父母，还经常打电话催他快点恋爱成家。

　　交际圈子窄，业余生活单调，休闲时间少，是民工的普遍现实。大多数民工的交际圈局限在老乡和同事之间，而不少企业因为产品的性质不同，厂里或是清一色男工或者清一色是女工，也使民工很少有机会接触异性，更无从谈恋爱。而务工使青年男女增长了才干，更新了观念，对未来的生活有了全新的期望，一些农村女子更是将定居城市作为奋斗的目标，她们在农村本地成家立业的越来越少，这也给大龄民工小伙子择偶增加了难度。

　　对自我幸福负责VS对婚姻负责

　　民工的婚姻问题影响不容低估

　　婚姻问题增多，离婚率增高，大龄小伙结婚难。民工的婚姻面临很多的诱惑和无奈，有时还要面临对自我的幸福负责还是对婚姻负责的矛盾。民工在选择自己婚恋生活的过程中，既受到传统价值观的约束，又受到城市文化的冲击。我们说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民工家庭生活不美满，不仅是个人问题，还会带来再婚、生育等诸多社会问题，作为城市建设的一分子，城市民工的婚恋问题已成为城市发展中无法回避的现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