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者张亮采先生说：“风俗乌乎始，始于未有人类以前。盖狉榛社会，蚩蚩动物，已自成为风俗。”[1]自从有情感的人类出现后，社会风俗日渐积累、沿袭而越加丰繁。对于风俗，先人有诸多的论及。班固谓：“凡民函五常之性，而其刚柔缓急，音声不同，系水土之风气，故谓之风;好恶取舍，动静亡常，随君上之情欲，故谓之俗。”[2]

　　古代的风、俗是一对相互区别的概念。风是人的常性之和，由于人所处区域的水土等生态因素的不同，也就产生了彼此相异之风;相对于风而言，俗则是可以改变的，其主观性要大大超过风。然而，孔颖达却疏之曰：“风与俗对则小别，散则义通。”班固的“定义”说明，人的行为与观念的形成，决定于两个因素，即水土的构成和当权者的引导。本文拟从生态学角度出发，对秦汉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的民俗与生态间的关系进行一番探讨，以考察生态在一个地区民俗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与作用。

　　一、长城以北地区生态与游牧民俗文化

　　长城以北的地区，自远古以降，素为少数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场所。秦汉之时，这片广阔的土地为匈奴所据有。长城以北的广袤大漠的形成，从自然环境的角度看，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。较高的纬度，决定了这里的气温较低，全年平均气温仅在零下1℃至10℃，冬季尤为寒冷。孝文帝在后元二年(前162年)就曾致书匈奴曰：“匈奴处地北，寒，杀气早降。”[3]同时，这一地区又深居大陆内部，能给东亚地区带来降水、来自海洋的季风很少光顾这里，“春风不度玉门关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这一地区的写照。因此，这里常年降水稀少，且分布严重不均。因此，这里不适宜于发展农业，从而决定了该区自古以来就是非农业生产区。

　　当然，在一些河流、井、泉附近及受高山冰雪融化灌注的山麓地带，也有大片或零星的绿洲，水草丰美，树木滋生，宜于从事畜牧业生产，如阴山一带的大片绿洲等。然而，当某些地区一旦发生旱灾或遭受暴风雪的袭击时，居住在这里的少数民族就要迁徙，追逐水草而生，所以，史有载曰：“逐草随畜”、“随畜牧而转移”。特殊的生态条件决定了匈奴人特定的生产、生活方式，从而影响到匈奴人衣食住行等民俗。

　　对于衣，《释名》的解释是：“衣，依也，人所依以蔽寒暑也。”生活在寒冷、干燥的沙漠地带的匈奴人，衣的这种作用更加明显。关于匈奴的衣饰，文献载之曰：“衣其皮革，被旃裘”;匈奴“得汉缯絮，以驰草棘中，衣袴皆裂敝，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”;“无冠带之饰”;“匈奴之俗，……衣其(畜)皮”[4]。从上述记载中，我们对匈奴之衣至少可得出如下几点认识：首先，这些皮革是他们“射猎为生”的副产品，即来源于狩猎;同时，他们所饲养的牲畜也是其皮革来源的一个渠道。其次，“旃裘”即“毡裘”，是用兽毛制成的衣服。司马迁说“龙门、碣石北多马、牛、羊、旃裘、筋角”[5]，可见，匈奴人“被旃裘”仍得益于其所从事的畜牧和狩猎生产活动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这种毛皮衣的穿用，与其寒冷的气候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。最后，这种皮革、旃裘衣的穿着，便于他们日常的生产活动。从事畜牧业和射猎业的匈奴人由于过着“逐草随畜”和“射猎禽兽”的生活，长期穿梭于深山茂林，身着皮毛衣丝毫不影响他们“驰草棘中”。所以，当他们“得汉缯絮”时，便令人身着缯衣穿梭于荆棘中，结果是“衣kū@②皆裂敝”，以示汉人缯絮“不如旃裘之完善也”。当然，华美的丝织品不仅有御寒的作用，而且还有比裘衣更美观的特点，这是有些匈奴人向往汉人缯絮的原因之一。可缯絮在那样的日常活动环境中极易“裂敝”，从而达不到在严寒条件下保暖的目的。因此，匈奴人仍热衷于适合自己所处生态条件的皮裘衣。“无冠带之饰”，同样与有利于其在特定的生态条件下的生产、生活有关。

　　在饮食方面，文献记载匈奴“儿能骑羊，引弓射鸟鼠;少长则射狐兔，用为食。……自君王以下，咸食畜肉”;“得汉食物皆去之，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”[6];“(与中原)饮食不同，……射猎为生”[7]。从这些记载可知，匈奴主食是畜肉，包括野生鸟鼠狐兔及家养牲畜。为了获得自己生存所需的食物，匈奴人自幼就骑羊引弓练射技。关于“湩酪”，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集解曰：“湩，乳汁也。”其索引引《穆天子传》语：“牛马之湩，臣菟人所具。”酪是用牛、马、羊等乳炼制成的食品。《本草纲目·兽部·一》说：“酪，湩。”李时珍集解引《饮膳正要》关于其“造法：用乳半杓，锅内炒过。入余乳，熬数十沸，常以杓左右搅之，乃倾而罐盛，待冷，掠取浮皮以为酥;入旧酪少许，纸封放之，即成矣”。这种以奶为原料的食物制品，只有在盛产牲畜的游牧地区才能成为主食。而且，“淳酪养性”[8]的特性在保证牧民的体力方面，具有较大的作用，这是匈奴人英勇善战的生理基础的保证。

　　另外，在匈奴人的饮食习俗中，还有一个较为突出的特征：“壮者食肥美，老者食其余。”[9]这和中原汉族人尊老敬老的习俗格格不入。对这一饮食习俗形成的原因，汉初投降匈奴的燕人中行说的解释是：“匈奴明以战攻为事，其老弱不能斗，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，盖以自为守卫，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。”[10]这是从战争的角度来解释匈奴的饮食之俗，其中虽有合理因素，但不是终极原因。其最终的原因仍离不开生态条件。因为匈奴人“随畜牧而转移”的生产方式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水草，只有在生态条件(如气候、水文等)较好的情况下，才具备畜牧之需的水草。当自然灾害降临时，某一地区牧草可能会枯死，不能满足匈奴人生产的需要。这时，他们为了生存，就要逐水草而徙，甚至不惜进犯中原王朝边疆之地，以夺取适于自己生存的生态环境。对良好的生态环境的争夺，是秦汉中央政府与边疆匈奴等少数民族发生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　　另据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索引录《西河旧事》云：祁连山“东西二百余里，南北百里，有松柏五木，美水草，冬温夏凉，宜畜牧。”但在霍去病攻占祁连后，匈奴痛失其赖以生存的良好生态，匈奴人因此而歌曰：“亡我祁连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;失我燕支山，使我嫁妇无颜色。”正是迫于恶劣的生态和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追逐，使得匈奴人频繁地陷于长途跋涉和迁徙之境地，加之与秦汉政府屡开边衅，促使匈奴对青壮年劳力有较大的需求，而这又与匈奴人口数量尤其是青壮劳力严重不足的状况构成了矛盾。为了解决或缓解矛盾，他们对青壮劳力格外珍视，以肥美的食物予之，从而使得整个匈奴能赖之以在较为恶劣的生态条件下生存下来。

　　至于匈奴民俗中的住行、婚丧等，也深深地留下了生态条件的印记。

　　匈奴的住所，西汉文帝时出使匈奴的大臣说：“匈奴父子同穹庐卧。”[11]颜师古注曰：“穹庐，旃帐也。其形穿隆，故曰穹庐。”当时，不论是一般牧民，还是最高部落首领单于，都住宿在这种穹庐中，如武帝时，“汉使王乌等窥匈奴。匈奴法，汉使非去节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庐。王乌，北地人，习胡俗，去其节，黥面，得入穹庐。单于爱之，详许甘言，为遣其太子入汉为质，以求和亲”[12]。可见，这种穹庐是相当普遍的，就连被匈奴扣押的汉使苏武居住的也是这类穹庐，“(於靬王)赐武马畜服匿穹庐”[13]。此处的“服匿”，也是一种类似穹庐的居住场所。对此，《汉书·苏武传》注曰：“刘德曰：‘服匿如小旃帐。’孟康曰：‘……穹庐，旃帐也。’”

　　匈奴的婚姻习俗，文献中不止一次地强调其有悖于汉俗：“父死，妻其后母;兄弟死，皆取其妻妻之。”[14]西汉人中行说对此解释是：“父子兄弟死，取其妻妻之，恶种姓之失也。”[15]这种说法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的。